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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濤: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數字史學要面對的問題

    2019-8-15 14:45

    來源: Americanhistory

    Copyright ?本文原載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9年第2期,轉載略有改動。感謝作者與《南京大學學報》授權!篇幅有限,注釋從略。如需轉載,請注明【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官方公眾號“美國史研究”】



    作者簡介:王濤,男,1979年生,湖北荊州人。200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獲學士學位;200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博士學位;曾在德國弗萊堡(Freiburg)大學學習。現為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涉及教會史、德國史、數字史學等方向。代表作《主教的書信空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并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等核心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融合數字史學要面對的問題


    中國史研究與數字史學的結緣,或許可以追溯到梁啟超,他在20世紀初期就開始鼓吹“歷史統計學”的概念。在最近十年,中國史研究已經在數據庫建設、量化史學等方面取得了許多成果。面對這樣的學術狀況,不禁令人感嘆,在數字史學領域,世界史學者的身影在哪里?


    實際的狀況或許并沒有那么悲觀。筆者現在愈發覺得數字史學的范疇極為廣博,并不是說在歷史研究過程中一定要使用量化方法,結果的呈現上特別倚重可視化,才配稱數字史學。這樣的理解未免過于狹隘,甚至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傲慢。可以肯定的是,在研究實踐中,任何使用了電腦技術的協助、享用了互聯網技術的便捷、感受了數字化數據的開源,都能理直氣壯地稱自己的工作屬于數字史學。所以,哪怕你不過是在研究工作的前期使用搜索引擎檢索了一下關鍵詞,利用圖書館的專題數據庫查閱了電子化檔案,在Excel的程序里繪制了一張電子表格,你就有理由把自己納入數字史學工作者的行列。


    當然,比照中國史同事在數字史學領域的深度參與,我們也期待著世界史同行能夠與這個新天地有更多親密接觸。筆者曾經在之前的文章里憧憬,在數字史學的配置下,中國學界的世界史研究將誕生更多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發出更多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聲音。這份美好的未來仍然可期,但有許多困難需要我們克服。 

    對于世界史研究如何介入數字史學的廣闊天地,我們可以從美國史學界的發展狀況中得到啟示。不得不說,在國內史學界還在猶豫要不要數字史學的時候,我們的美國同行們已經在考慮如何做出更好的數字史學成果了。這當然跟美國學界更早就開始討論數字史學這個概念相關。美國數字史學的先驅人物羅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在20世紀90年代就在思考數字史學的有效性。在學術共同體的努力下,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簡稱AHA)的官方新聞期刊《歷史學展望》(Perspectives on History)于2006年開辟專欄報道與評論數字史學研究的相關活動。此后的學會年會上,不定期有出現數字史學的討論版塊。為了滿足史學界對數字史學的日益需求,學會于2014年始更是在年會上設置了數字史學工作坊,提供各種層次的技能培訓與資源共享。



    美國歷史學家協會(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簡稱OAH)主辦的學術雜志《美國歷史雜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則從學術上對數字史學給予支持。我們都知道,美國學術雜志的一種通行做法是,在每期刊物上除了刊發專題學術論文之外,還有大量的書評。這是同行評議的重要體現。從2013年開始,《美國歷史雜志》在傳統的“學術書評”(Book Reviews)之外,辟專欄“數字史學評論”(Digital History Reviews),對數字史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學術評議,這表明數字史學在美國史學界已經相當成熟。在某種意義上,數字史學已經融入了美國歷史研究的主流,就如同環境史、全球史、軍事史一樣,成為史學研究的一個分支。近6年來,該專欄發表了評論文章101篇(截止2019年第105卷第4期),先后點評超過一百多個數字史學的研究和項目。通過對這100多篇學術評論的梳理,我們得以掌握數字史學在美國歷史學界的整體發展狀況,而其中透露出來的一些特質,對我國的世界史研究能夠帶來有益的啟示。




    由于《美國歷史雜志》是美國史研究的陣地,所以“數字史學評論”涉及的內容也是美國歷史的案例。但是,從主題上看,評論關注的歷史議題包括政治史、經濟史、勞工史、殖民史、軍事史、藝術史、城市史;從時段上看,從早期美洲史、內戰時期、兩次世界大戰到冷戰時期以至于有現當代美國史都有涉及。其廣度和深度表明,數字史學的理念與方法已經順利地融入到了美國歷史研究的方方面面。


    評論主要以介紹案例或者項目的內容為主。總體上看,贊賞的評價遠多于批評的意見。毫無疑問,數字史學的任何嘗試都具有創新性和實用價值,所以評論者不會吝嗇褒揚的詞匯。盡管沒有盡善盡美的項目,或多或少都存在瑕疵,要么是內容上的訛誤,要么是技術呈現上的不足,但評論文章保持了相對正面的積極肯定。即便是批評意見,也是建設性的,期望后續的工作能夠得到改進。之所以在《美國歷史雜志》中會出現這種一團和氣的評議,主要在于評論者十分清楚,在當前的技術條件和學術環境下,完成一個數字史學的項目是極其耗費人力物力財力的工程;所以,面對一個完成度極高的成果,溢美之詞既是對實踐者的表彰,也是對后來者的鼓勵,總體上是為了數字史學學術共同體的進步。


    由此觀之,以鼓勵為主是美國歷史學界對數字史學的基本立場。美國歷史學界早就跳出了對數字史學簡單質疑的狀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項目的實踐過程,甚至在積極反思,為什么數字史學承諾的各種便利、高效、令人興奮的學術前景,近10年來還沒有實現?《美國歷史雜志》的“數字史學評論”突顯了數字史學在美國學界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希望的話題,遠比國內學界對數字史學的態度更令人期待。


    當然,如果我們更加細致地去考察“數字史學評論”中涉及到的實踐案例,還可以看到更多細節,甚至找出理解數字史學發展(尤其是在中國學術語境中)遭遇困難的原因。


    首先,我們發現大部分數字史學的項目,都以歷史資料整理為主。史料毫無疑問是歷史學研究之根本,這在任何時候都是金律,在修昔底德的時代,在蘭克的時代,以至于在數字化的時代,莫不如此。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學界在最近十幾年的數字史學實踐,其實跟前數字化時代歐洲傳統歷史學家編輯整理《德意志歷史文獻》(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在本質是一樣的。只是,那時的學者完全憑借腦力與體力進行工作,最終的史料匯編很難實現全文檢索;而且囿于技術,學者對史料的理解局限在文本材料的層面。而現在的學者借助電腦科技,可以對包括文本、照片、繪畫、聲音等多維的素材進行整理,不僅擴大了史料的范疇,而且很多數字化的史料集都支持全文檢索,全面提升了我們使用史料的效率。這是數字史學帶來的巨大優勢,但劣勢也同樣明顯:完成類似的文獻數據庫的制作需要更多人力成本,包括了拍照、掃描、錄入、校對等繁瑣工作流程。所以,在這些具有代表性的美國史的數字史學案例的評論中,我們往往能夠讀到這樣的高頻詞,如昂貴、眾包、協作等,這不僅是數字史學無法擺脫的屬性,也是類似項目很難鋪開的原因。


    然而,中國的數字史學項目,如果像美國史學界那樣以“電子化”歷史文獻為主的話,那么至少對于成長期的中國學者而言是毫無吸引力的,因為從當前的學術評價體系看,這樣的工作耗時耗力,而且還不能被看作科研成果,在現實中也很難具有操作性。正如美國的數字史學同行也表達過的那樣,數字史學的項目動輒數十萬美元的投入,以年輕學者在學術界的地位,要申請到持續、穩定的基金來完成項目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其次,大部分數字史學項目兌現了免費開源的宗旨。在數字人文的世界里,開源是一種至高的理想狀態。數字史學項目耗盡人力物力財力,最終做出共享的產品,這是互聯網開放精神的絕佳體現,項目主導者的身份決定了免費午餐的可能性:大量項目得到了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支持。這些具有半官方性質的項目,注定了不能以盈利為目的。圖書館、博物館本職工作就是保存、傳播文化遺產,他們選擇數字工具進行資料歸檔,是其分內工作的自然延伸。所以,國內的世界史學者并沒有這樣的資源和渠道參與類似的項目,也是國內世界史學界對數字史學項目沒有太多熱情的重要原因。中國史的同行們,如果要找一個數字史學的項目起步,應該可以從與圖書館、博物館的合作開始。


    最后,數字史學的項目體現了它們作為“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的特質,換句話說,數字史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要肩負為學術研究服務的責任。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數字史學的項目指向教學和科研,為學生(甚至高中生)、教師以及研究者提供便捷的原始資料來源。另一部分項目,要么是致力于開發方便歷史學家使用的研究工具,要么憑借網絡優勢,聚合知名專家共同編撰電子版的教科書、歷史教學的在線測評系統。這些成果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研究論文,如果介入數字史學,則意味著犧牲一部分學術產出,中國的世界史學者有做好準備嗎?

    另一方面,數字史學的項目離不開傳統研究的支撐。不少數字史學項目的學術架構其實來自傳統研究成果,比如“圖繪占領區”(Mapping Occupation)或者“描繪衰敗:圣路易與美國城市”(Mapping Decline: St. Louis and the American City)這兩個項目的主體內容,基本是傳統學術成果的電子化版,至多是將研究過程中使用的原始材料、數據、地圖等一手文獻全部放在互聯網上,而且可以自由下載;而這些項目又采用了不同于紙媒的線性書寫,因此增強了互動性和原始資料的開放性。所以,投入數字史學領域,并不表明可以放棄傳統史學研究的方法:一種研究既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又要求雙倍的努力時,顯然會讓新來者有所猶豫。


    數字史學的理念要落實到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必須克服前面提及的問題。然而,筆者對此充滿信心,因為數字史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不僅能夠幫我們提出不走尋常路的假設,還能夠幫我們解決傳統研究無法化解的難題。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張生教授曾經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呼吁,歷史書寫要體現“空間”要素,這是深化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在筆者看來,恰當地引入數字史學的方法,是讓空間因素呈現出來并助力歷史研究的手段。“數字史學評論”中的大量案例,就借助地理信息系統(GIS)的平臺,把時空分析完美地結合起來,讓我們看到了數字史學方法的多元。


    原文責任編輯: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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