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是人類生產和生活活動的產物，是人類生產生活、社會文明的“傳記”。自人類開始聚居在一起，就面臨如何處理垃圾的問題。
現在的人講究科學化的分類處理，而古人對垃圾處理也十分重視。古代城市的垃圾比較少，基本上都是生活垃圾，如何處理這些垃圾，考驗了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早在8000年前，古人就會將垃圾集中處理，利用天然的或挖掘而成的土坑來堆放垃圾，解決垃圾最快的方法是直接燒掉，燒不掉的就掩埋起來；
戰國時，立下了最為嚴酷的刑罰；周朝時，成立了歷史上最早專門處理垃圾的機構；唐宋時期，清潔工已經成為了一個社會職業。
當人類文明進一步發展，人口密集的城市開始出現，處理垃圾的社會規范和制度相應產生。戰國時期的城市已具相當規模，人們的消費活動產生了大量的垃圾，對此，戰國時期進行了嚴格的管理。據《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殷之法，棄灰于道者斷其手。”灰，即為垃圾，城市居民如將垃圾傾倒在街道上，就會受到斷手的處罰，這種嚴酷的刑罰對于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秦朝時，對亂扔垃圾的處罰比商時斷手之刑相對減輕，但仍很殘酷。《漢書·五行志》載：“秦連相坐之法，棄灰于道者黥。”黥，是在人臉上刺字并涂墨之刑。《鹽鐵論·刑法篇》中也提到，“商君刑棄灰于道。”
另外，早在商代人們就已經開始給農田施肥，《汜勝之書》記載，“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為美，非必良田也。”為了積肥，開始有了廁所，并對家畜進行了舍飼。甲骨文中的“牢”字，就表明了對家畜的舍飼。《說文解字》“廁，清也。”就說明了這一點。總之，最遲到商代，已有了廁所、豬圈等對糞便進行收集，這不僅保證了環境衛生，還用糞來肥田，變廢為寶。
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的環境管理工作亦為人們所重視，在商周出土的青銅器上，已有打掃衛生的圖案，說明已有人負責處理城市垃圾了。
《周禮·秋官》對于城市環境衛生管理機構也有記載，“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另外，《周禮》還記載，“狼扈道上者，謂不蠲之物在道，猶今言狼籍也。”東漢經學大師鄭玄曾解釋，所謂“者”，當為滌除之滌字，狼為狼扈道上。
“周禮野廬氏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而遂師巡其道修，候人掌其道詒，皆在野外，至于國中之道路，正如今街道廳之職也。”周朝所謂“國”，即城中。狼氏的職責就是清除城中街道上的垃圾，保持城市環境的清潔，這也是最早的專門清除垃圾的機構。
周代的廁所不僅設在人們居住之處，在活動場所也設有。據《周禮·天官》載，“官人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鄭玄解釋為，“匽，路廁也”。路廁的建立，對于維護環境衛生具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公共場所的環境衛生得以保持。至于漢代，都市中已普遍設有公廁，稱為“都廁”。公廁的普遍設置，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環境，防止了傳染病的流行。
唐代城市已具極大規模，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居住人口已達百萬之眾，每日產生的垃圾數量極為可觀。
唐代對于傾倒垃圾的管理十分嚴格。《唐律疏議》載：“其穿垣出穢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論。主司不禁，與同罪。疏議曰：具有穿穴垣墻，以出穢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無罪，主司不禁，與同罪。謂‘侵巷街’以下，主司合并禁約，不禁者與犯人同坐。”唐代對于隨便傾倒垃圾者處以刑罰，有關管理部門如果沒有履行職責，將同樣獲罪并受處罰。
針對長安、洛陽的環境衛生問題，唐玄宗還曾下過詔令，并讓有關部門進行管理。據史料記載，“京洛兩都，是唯帝宅，街衢坊市，固須修整。比聞取穿掘，因作穢污阮塹，四方遠近，何以瞻矚？頃雖處分，仍或有違，宜令所司，申明前敕，更不得于街巷穿坑取土。”
這段史料大致的意思是，長安、洛陽兩城市中由于有人隨便取土挖坑，造成污穢之物壅滯其間，極大地影響了城市環境，于是唐玄宗命令主管部門進行管理。
宋代是中國城市發展的繁華期，當時的開封、杭州都有上百萬人口，每一日從汴梁城郊趕進城內屠宰的生豬，即有萬頭之多。這么龐大的城市規模與城市人口，每天產生的垃圾不可小瞧。宋人又是如何處理城市垃圾的呢？
宋朝設置了一個專門的機構——“街道司”，來管理城市的環境衛生。街道司可以招募500個環衛工人，每名環衛工人給予月薪“錢二千，青衫子一領”，其職責包括整修道路、疏導積水、灑掃街道、整頓市容等。
城市居民每日產生的生活垃圾、糞溺，也有專人收集、運走，“人家甘泔漿，自有日掠者來討去。杭城戶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去”，這些專業倒糞的行業叫做“傾腳頭”。每年春天，則有“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門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載鄉落空閑處。”
古人處理城市垃圾的技術，當然無法跟今天相比。不過，那時候的技術與他們產生垃圾的速度、規模是相稱的，因而古人能夠將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條。到過臨安城的馬可?波羅就發現杭州的街道非常干凈、衛生：“行在一切道路皆鋪磚石，蠻子州中一切道途皆然，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唯大汗之郵使不能馳于鋪石道上，只能在其旁土道之上奔馳。”
當然，在一個具備相當規模的城市里，僅制止亂扔垃圾還不夠，除有必要的衛生清潔機構外，處理垃圾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利用好經濟杠桿，推動垃圾的回收利用。
城市發展起來之后，如何處理“不事稼穡”的城市居民的大量污穢之物，成為頭疼的問題。這在唐代長安等大城市集中顯現，僅僅依靠行政管理，對于長安這樣的大城市顯然是不夠的，于是經濟杠桿發揮了作用。
唐宋時期，出現了以集中清理城市垃圾、糞便并販賣到鄉下為職業的人，還有人因此巨富。《太平廣記》載，“河東人裴明禮，善于理業，收人間所棄物，積而鬻之，以此家產巨萬。”另據《夢梁錄》記載，南宋杭州城中，有專門的職業清潔工，稱為“傾腳頭”，負責收集百姓傾倒的糞溺，再運到農村賣掉。“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勝而后已。”表明此項生意競爭還很激烈。
明清時期，糞土貿易更不必說。清初酌元亭主人所作小說《掘新坑慳鬼成財主》，就生動描述了當時江南地區因搶糞坑生意而釀成人命案的故事。乾隆時期來訪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成員斯丹東爵士，在其所撰的訪華見聞錄中寫道：“中國人非常注意積肥。大批無力做其他勞動的老人、婦女和小孩，身后背一個筐，手里拿一個木耙，到街上、公路上和河岸兩邊，到處尋找可以做肥料的垃圾廢物……中國人把這種糞便積起來，里面摻進堅硬壤土做成塊，在太陽下曬干。這種糞塊可以作為商品賣給農民。”有了這種經濟杠桿，大量的糞便垃圾處理就不再是困擾城市環境衛生的問題。
雖然古代對垃圾、糞便作了一定的處理，但并未徹底解決問題，年深日久，仍會影響城市的居住環境。漢長安城經歷800年之后，由于垃圾、糞便等污染環境，造成百姓不適宜繼續居住的狀況。“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咸鹵，不甚宜人。”注云：“京師地大人眾，加以歲久壅底，墊隘穢惡，聚而不泄，則水多咸鹵。”
造成長安城地下水污染的原因雖有多種，但糞便、垃圾起了重要作用。建國前，北京城也曾垃圾如山，這些垃圾也曾影響北京的地下水。1938年，曾有人分析北京地下水，在西單、西四和崇文門一帶，10米以上的地下水的硝酸鹽含量已達140-270毫升/升。
如果對垃圾疏于處理，就會造成城市環境惡化，影響人們生活。哪怕在垃圾產量和復雜度遠遠不如今天的古代，人們亦無法幸運地逃脫處理垃圾的重責。
從古代糞土貿易，到現代垃圾圍城
從城市生活垃圾填埋焚燒，到先分類后資源化
人類不斷產生垃圾，就相應有妥善處理的責任
現在，垃圾分類，人人有責
